我就跟张靓影合影让大家看
新周刊：你的书《像男人那样去战斗》里写到了张靓颖，把跟她交往的前因后果都解释清楚了。
黄健翔：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给弄成了“绯闻”。过两天华谊兄弟12周年庆典，请我去凑热闹，到时候我就拉着张靓颖一块照张相让大家看看。不就非要弄假成真吗？
新周刊：如果总结1996年到2006年中国体育解说的历程，你觉得自己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健翔：我自己不好说，还是让别人说吧。我就想说那句我从书上看来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就是一片荒地，你怎么开拓都是你说了算；最坏的时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规范、没有规矩的行业。
新周刊：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看起来越来越像娱乐圈的记者，不是吗？
黄健翔：我觉得不如娱乐圈。首先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同行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有的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的退役运动员，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写出来了。
记者票是不能卖的，这次世界杯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中央台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有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时代，那个人问他，谁是荷兰三剑客？
这老兄说他觉得很丢人，但是，“这话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一说。”
新周刊：是不是在这个圈子里稍微比别人勤奋一些、努力一些，就会比别人走的更远？需要天分的东西吗？
黄健翔：我觉得能老老实实做事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在老老实实做事的人里要有一点天分的，才能突出一些吧。世界杯时我长住在柏林，但是在30个比赛日里，我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出差的。直到7月5号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才有时间在柏林逛一逛。6月6号到柏林直到7月5号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路。
世界杯就是全民娱乐
新周刊：你好像不像别的名人那样不接手机？
黄健翔：是吗？别的名人是怎么接电话的？人家都有助理吧。我没助理，也没什么怕的，只能自己接了。说实话，我们的某些记者还真不怎么敬业。当时我在柏林住着，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他们都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就算我不肯说话，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也是一篇真实的稿子，不用在百度上去扒假新闻了。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都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我的同事每天跟我一起出入，工作、吃饭，一开始都还挺紧张，到后来大家特失望：“黄老师，怎么也没人来找咱们啊？”这是职业操守问题，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真服了他们。
新周刊：你怎么评价中国的球迷？
黄健翔：我觉得足球其实就是全民娱乐。世界杯的时候，我们频道的占有率达到70%多，收视率9点几，你能说看球的人都是球迷？有多少踢过两场球，懂足球规则的？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国人本来就离体育很远。甚至我觉得，96到06这十年比86到96这十年，中国人离体育更远，因为学校里的体育元素更少了。所以，世界杯的娱乐成分和作用就越来越大了。大家看球就是为了找乐子，放松和发泄。跟看电影听音乐泡吧K歌没什么区别。
但是，也有一些人喜欢在世界杯这个时候扮演一种主人翁的角色，去当裁判、当法官，维护所谓的公平公正，好象自己是世界杯道德法庭的庭长，动不动要给别人道德审判。齐达内这一脑袋要让这些人审判，估计直接就给绞死了：“你对得起祖国和人民对你的培养吗？6千万法国人民的目光、期待，国家的荣誉，你只顾自己一时之快……”想着都可怕。
西方人看世界杯，就是每四年该有这么一个“大乐子”，大家找个狂欢的理由而已。而一些人却要在里面找道德归宿，搞得自己痛苦，别人也紧张。巴西队在法兰克福输给法国队，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在法兰克福碰见好多巴西球迷，都乐呵呵的。
我没有师傅
新周刊：在中国，有你借鉴过或模仿过的解说员吗？
黄健翔：我有很多我尊重的前辈，但是，我没有师傅。我有徒弟，央视的贺炜和东方卫视的周亮。他们都是80后的，这两个人业务都很好。这都是他们尊重我，喜欢我的风格，非要行这个礼，其实也没有师生关系。只不过有时候有些业务上的交流沟通，作一些探讨。他们都要求我做一个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