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他采取的其中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迁往中国北方。汉文史料把新都的兴建归功于他的幕僚刘秉忠。根据这些史料，新都是按照中国古籍《周礼》中有关都城的理想模式规划建造的。他们把刘秉忠描绘成该计划的始作俑者，而忽必烈作为君主只不过简单地批准了刘的建议。但是，要说忽必烈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应把都城建在帝国境内一个人口众多而且无疑最繁荣的地区，那恐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忽必烈肯定意识到了其中的象征意义，而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汉儒幕僚的特别提示。1266年，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今北京。北京在金朝被汉人称做中都，1272年，它开始被汉人称做大都（伟大的首都），被突厥人称做汗八里（大汗之城），被蒙古人称做大都。中国城市的地址通常是通过占卜（风水）来选择的。但既然中都已经建在了那里，于是新都将建在金朝首都的东北部。而且，与建造大多数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为了修建这座新城市，元廷雇佣了许多外国工匠。工程总监实际上是一个穆斯林。然而，该城的设计风格仍然是中国式的，规划者在设计建造大多数建筑时，都遵循了中国模式，选择了中国建筑样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作出的努力。
然而蒙古的影响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主要招待大厅里有一个台子，放置了一个猛虎下山的模型，“由机械装置传动，可以像真的那样活动”。蒙古式的帐篷支搭在皇家公园内，忽必烈的儿子及其堂兄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帐篷里，而不是宫殿里。当忽必烈的某位妻子临产时，她要搬到帐篷中生产。还有，忽必烈派下属到蒙古草原上为他的皇家祭坛采集草和土，作为他们游牧传统的另一种象征。但在这些蒙古文化的影响之中，汉文明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
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特别是太庙（亦称宗庙）的建立显示了他想博得儒士精英好感的迫切心情。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佛教和萨满教对他仍有吸引力。但是他明白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喜欢儒士是很重要的。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以往中国开国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适当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应该能够使人们联想到他的治国取向。采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名字将能表明忽必烈努力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而一个蒙古国号肯定不会赢得汉人的好感。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中国名字“元”作为他的国号。“元”的意思是“发端、起源”，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在《易经》中，“元”指的是“宇宙之始”或“原始力”。因此，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认知和敏感性，可以从他对已被立为太子的次子的态度，以及对他所规定的教育进一步得到证明。早在1243年，即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忽必烈就同意给他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了一位儒士王恂（1235—1281）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这些饱学之士首先向他介绍了《孝经》，这本文字浅显的经典强调孝顺的美德。当他掌握了这部经典之后，他们又鼓励他学习其他更加复杂的经典之作，最终要求他背诵《诗经》。在元廷为官的王恽也给真金写了一篇文章，概括总结了中国过往朝代一些皇帝和大臣们关于政府的看法。在强调书本学习的同时，他的老师也让真金不断地接触儒家基本思想和逸闻趣事，目的是帮助他举一反三，理解儒家思想精华。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据说真金对王恽简洁明了的观察进行了深刻反思。
真金还接触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他曾与一位道教大师交好，并请求他“……向大汗（即忽必烈）解释道教教义”。后来他接受了八思巴喇嘛的教导，而且和他母亲察必一样，也被藏传佛教的教义深深地吸引住了。八思巴喇嘛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专门为真金阐述他的佛教宗派的教义。他把忽必烈的这个儿子称做“开蒙皇太子”，这大概是真金与佛教徒交往趋于密切的另一个标志。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早在1263年，忽必烈便封他为燕王，其管辖范围覆盖大都所在的地区，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在同一年，忽必烈又把监督枢密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王子。1273年，他又立三十岁的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
他吸引儒士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当然，他选择了可能对他的管理有用、特别是关于治国和历史的文本来翻译。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性，因为他鼓励翻译的资料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想对汉人学者产生影响力，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儒家经典的翻译。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和《书经》，都被翻译成了蒙古文。其中一本书名为《大学衍义》，是由他的儒士幕僚真德秀翻译的。该书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忽必烈把这些文献介绍给蒙古精英分子，就等于向汉人表示，他是尊重儒家思想的，他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他支持的其他翻译项目还有窝阔台和蒙哥统治的历史，汉文叫《实录》，还有他自己敕令的汇编。忽必烈想通过促成一批汉人政治和道德经典的翻译来感化汉人。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目的，他建立了蒙古翰林院，把他自己的法令和规章制度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
忽必烈招募并供养了一批热心于新儒学的饱学之士，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讨好这个越来越显要的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把“教化”北方游牧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许衡就是这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被吸引到了忽必烈的宫廷，而忽必烈也被他所吸引。许衡后来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他已经在姚枢和窦默的帮助下，接触了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同样也是这两位大师把他引荐给了忽必烈，到1267年，他便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在他的任期内，许衡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蒙古人和中亚人，并借机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批异族人，而正是这批人在统治中国。作为一代名师，许衡强调个人要献身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对蒙古统治者非常有吸引力。更使忽必烈和元廷高兴的，是许衡的务实精神。和其他许多新儒家不同，他在写作或演讲中不尚空谈。他之所以在蒙元朝廷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重视玄谈或者形而上的空谈或‘高层次问题’”。相反，他只是像长辈那样向忽必烈提出有用的忠告。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则逸事，忽必烈坚持要许衡对他直言相谏，即使这样的诚实使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批评，也没关系。当许衡刚刚进入忽必烈汗廷为官的时候，朝政由王文统所把持，而王文统绝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精于财政管理的精明官员。实际上，他试图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削减朝中儒士的权力。他敦促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样将有效地阻止他们把持政府管理职能。三人都知道王文统的手腕，于是都婉拒了任命，暂时退出了公职。1262年，王文统被他的女婿李璮的叛乱所牵连，被处以死刑。忽必烈召回了许衡，并批评他说，他不该不站出来说话，反对王文统，并说：“是时，卿知之（王之错咎），因何未言耶？是儒学使卿行事若此耶？抑卿未服孔子之教而行事若此耶？往者已矣，望卿勿复错。是则曰是，非则曰非。”
忽必烈确信，这样的态度将会赢得他的汉人幕僚的好感。同样，他对传统的撰写前朝历史的积极反应肯定也得到了儒士们的交口称赞。儒家思想强调以过去的历史人物为行为的向导，这一直是这种官方修史的推动力。王鹗早在1234年就已经写出了金朝败亡录，1261年8月，他建议元廷搜集亡金和亡辽以及早期蒙古统治者的史料。他重申了以史为鉴和鉴往知来的传统中国史观，认为过去朝代的优缺点可以成为宝贵的借鉴。他暗示忽必烈应该效法过去的伟大皇帝。为了保证适当的资料编目和档案管理，王鹗建议设立史馆，与传统的儒士翰林院合并，这种组合“显然想利用翰林学士的影响力……加快这个历史项目的完成”。新的机构被命名为翰林国史院，负责汇集实录资料，然后编撰辽朝和金朝历史以及元朝忽必烈先辈们的历史。忽必烈虽然表面上对修史并不像他的汉人幕僚那样热情，但是他仍然批准了王鹗的建议，并同意建立国史院。他的目的看来是要安抚汉人儒士们，因而他得表现出愿意遵从他们的学术传统。无论忽必烈的动机如何，王鹗招募了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