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你没事？”我焦急地问。
“没事。我命大，可能SARS也是属于欺软怕硬的那类货。这个时间我可能也进入了那种无私才无畏的境界了，你说是吧？”女检验师的脸上露出灿烂一笑。
我不由长长地透了一口气：与SARS之战，仅为方丈之域，竟然也有你死我活的激烈拼杀！
这么多，这么快，这么有成效
“你能给我和读者形容一下与SARS病毒打交道的现场情形吗？”我说。
“那可真是短兵相接，刺刀见红。”女检验师告诉我，4月下旬，他们从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手中拿到他特意从太原取回的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于某的康复血清后，如获至宝。“当时我们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付SARS至今全世界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疫苗研制至少也要几年时间，按照传染病毒学原理，用康复者的血清来对付同一种的病毒应该可以视为一条途径，但这也需要进行实验室试验。在与SARS激战紧要关头，特别是为了抢救倒下的医务人员和危重患者，能够做出血清抗击SARS病毒，这样的试验意义非同一般。当时我们真的又是激动又是紧张，因为于某是北京第一例出现的SARS患者，现在又有了她的康复血清，这对当时整个抗非战役鼓舞士气和拯救危重患者有着特殊的作用。但这样的试验又相当危险，是要用于某的康复血清，注入实验室培养好的SARS病毒上，然后再做各种稀释条件下的病毒变化实验。整个程序很繁琐，先要将血清稀释，同时也要把接种在细胞内的SARS病毒进行稀释，再将它们一起放在培养板上进行观察比较。这个培养板是不能密封的，必须处在半敞的状态下进行，因为要保证病毒细胞能有足够的二氧化碳。这样才能看到康复血清中的免疫细胞与病毒细胞之间展开决战的全过程，而我们做实验的危险性相对就要大多了……”
“你们当时的防护是不是已经相对好些了？”
“对。那次小林博士弄来一套防化服给我穿上，就是防化兵穿的那种头罩跟猴脸一样的防护服，有根长长的呼吸管一直能伸到几十米外的地方。是我先进了实验室，把血清和病毒液都进行了稀释，然后一一放在培养板上，眼睁睁地看着‘红军’和‘蓝军’厮杀……由于这样的试验要求特别高，观察又得仔细，当时天气闷热，实验室又不能开空调，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感觉防化服下的全身上下已经汗水淋淋，跟泡在水里一样，可又不能动弹。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地坐在操作台前。后来小林博士见我一直不出来，也实在忍不住进了实验室。我们两人又配合着一边观察战况，不时又清洗培养板，再分批接种新病毒细胞。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实验，我们终于获得了成功：在用于某的血清接种到一个SARS病毒细胞上后，很快出现两种血液细胞的凝聚现象，也就是说，SARS康复者的血清立即阻止和击败了另一个SARS病毒！”
哇，这可是了不得的成就！SARS之所以让全人类恐惧，就是因为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疫苗或其它对付它的手段。北京CDC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成功进行的血清病毒实验结果，为在目前条件下救治SARS患者提供了一个重要途径。74岁高龄的解放军302医院姜素椿教授在抢救北京第一批SARS患者时不幸感染，像他这样高龄又身患癌症的老人，如果不是用SARS患者的康复血清治疗，要想逃脱死神几乎是件天方夜谭的事。丁丽新告诉我，姜教授用的正是北京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山西于某的康复血清。当人类对付SARS袭击的一切手段都无法从根本上摧毁它时（现在所用的治疗均只是支持性疗法），丁丽新和同事们所进行的SARS病毒实验成果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丁丽新告诉我，从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到今，她共做了1000多例SARS血清学与病源学实验，细胞培养数百次。知道这些数字背后是什么概念吗？就是说，我们这位美丽俊秀的弱女子——北京CDC女检验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与SARS病毒先后进行了1000多次生死搏斗！这是整个北京保卫战中谁也不可比的伟大而壮丽的战斗篇章！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个数字，一起记住“丁丽新”这个名字吧！
6月中旬，在北京“双解除”之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丁丽新所在的实验室考察，当了解到这儿所做的SARS实验及成果时，惊喜万分道：“太了不起了！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机构像你们做了这么多的S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