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写的反映另类孩子生存状态的《恐惧无爱》，与《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组成了我的“教育三部曲”，成为了我创作报告文学的一个高潮期。我只记得光到大学和中学作报告就达一百多场，把不会说话的我练成了也能不用稿也能讲上一两个小时的三流“演说家”。
而这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文学与人民群众生活的结合的重要性。关注百姓、关注百姓生存状态、关注百姓对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需求与呼声，写百姓关心的事、写百姓喜欢读的作品，成了我这些年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主攻方向。
用我们的激情和热情、真诚与平等的心态，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百姓，关爱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关爱普通人生活中最宝贵的需求和真实的愿望，这是文学新世纪最需要做的事。
我这些年的创作如果说还有些成功的话，可能正是照着这个坐标在有序地流程结果。
2002年，我推出的《根本利益》属于这样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有人说，你何建明就是会捧人物，而且一捧就把人家捧到了天。听到这样的话我只能笑笑。其实细想也很自然，因为报告文学本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讴歌这个时代的文学文体。它“捧人”也是正常的事。当然得看捧什么人了，捧得对不对才是最重要的。文学界圈子里的人总以为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批判的”。我不是理论评论家，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史观里并没有这种绝对的说法。文学的批判性在中国是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工作者他们面对的社会是个黑暗的“吃人社会”，统治者的反动性与社会制度的腐朽性构成了革命文学的主要功能就是批判。但今天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呀！文学的主要功能再举着绝对的“批判性”我以为有很大问题。我并不否认我们继承鲁迅精神的重要性，但鲁迅精神在今天的体现不仅仅是他的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精神，他还有那样一颗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当代作家一味地举着“批判”旗帜恐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史观。社会进步和人民在这个社会里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生活着的时代的社会主流层面。歌颂的作用远比批判重要。当然，这种歌颂并非是无原则的，盲从的和被动的。歌颂本身也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歌颂，另一种是以批判和建议式的。我想社会主义的文学史观，应当毫无疑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的、辩证的和科学的认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每个文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我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所以知道报告文学最本质和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纪实性，即纪实时代生活的现象和本质。既然是这个功能，那我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报告文学理所当然地要首先去纪实最能反映我们这个时代主流和本质的人和事。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和本质的东西呢？毫无疑问，昨天的改革，今天的发展，及人民群众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风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与本质的东西。我过去捧的人和事大部分是符合这些的。我庆幸和自豪地“捧”出了两位部长级干部、两位全国性典型。《根本利益》主人公梁雨润不欠前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2003年度十大新闻人物”之一后，又有人笑言我“捧”红了一个人。其实，这“捧”并不容易。当《根本利益》出来后，中央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对我书中的主人公执政为民的精神极为赞赏，指派中央调查组专程往山西运城对梁雨润同志的事迹进行了核实。结果是他的事迹件件过硬。但即便是这样，我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有人暗里放风说，梁雨润出名是因为“卖通了北京的作家”、“给了北京作家好几十万钱”云云。我听后不觉好笑。要真是掏十几万、几十万元就能“捧”出个让全国上下都敬佩的人物，那这世界也不简单喔！可惜这样的事几乎不可能存在。
梁雨润同志令我感动的是他的事迹，极具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时代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气度和风采。啥叫“三个代表”？啥叫“执政为民”？老百姓想看到和知道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为他们办事的好干部！梁雨润所做的事，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传奇色彩，说白了也就是老百姓每天要碰上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们的许多干部则不能像梁雨润那样“把它当作自己的事去办”，结果问题越积越严重，最后发展到老百姓跟政府产生对立和冲突。怪谁？当然得怪那些整天想着自己升迁和填腰包的干部喽！我在写《根本利益》之前，虽然耳闻当前严重的“三农”问题，但也仅仅是概念化的东西。然而当我走进那位叫畅春英的农妇家看到她倒塌的院子和空空如一的两间泥垒的房屋，尤其是与她睡觉并放着的两口装着死人的棺材赫然地放在那里时，我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和惊骇！看着畅春英满头白发、欲哭无泪地向我诉说自己不幸的那情景，我再也抑压不住心头的愤怒，我胸中的火焰在燃烧……而《根本利益》则是我借于了梁雨润这样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来表达我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极大担忧与同情。我知道我必须写完这样的作品，因为那是我的人民在呼唤我，他们需要有人拯救他们的不幸，他们更渴望共产党的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