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在写作台上离世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
主持人：文化记者倪方六提问——对于当代文学，我觉得很浮躁，我发现一种现象，能写的不写了，去炒股、弄剧本，去当官；不能写的在支撑一种文学繁荣，起点中文网的不少作者，就是这部分的代表——当然这些无知者无畏式的写手们是值得尊重的。他们制造出的工业化文字正在影响大批的网络读者，而工业化的文学作品，除了噱头，创作的技巧，文字的美感和文学作品本身应该带有的阳光的元素少了。我想问，怎么理解和看待这种“能写不写”和“不能写在写”现象？
何建明：这个记者提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写作者本来很有名气，或者在读者中影响很好，但是他们现在不去写了。但是我要告诉这位网友：还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在写。一个把文学、生活、自己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家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写作。比如我就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写作，即便我当了主编，也可以去作生意，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愿意干的，我还是要继续我的写作，那些对文学带着崇拜的人是不会动摇的。
今年改革开放30年了，我今年也说过“我还想写30年，当我过世的那一天，如果我躺在了写作台上的时候，我认为这才是我最完满的人生”，我觉得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他们支撑着我们的报告文学，也给大家提供了这么多好的文学。我认为有一批作家不写了去炒股也很正常：一是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动摇了；二是他们的功利性比较强，所谓功利性比较强就是写作得不到炒股那么多的利益；三是他们可能写不出那么好的作品，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退出文坛也是很正常的。
还有刚才也谈到本来不是写作的人在写文学作品，正如刚才所说的现在是人人都是“报告者”的时代，可见今天是人人都可以写作的时代，为什么呢？网络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原来我当《中国作家》主编很牛的，因为谁投稿都得投到我这里来，现在不行了，他不买我的账也可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的优秀写作者也是和我们当年一样，当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当作家，我投了以后人家给我登了，我才慢慢地成为了一个作家，所以我觉得像现在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到它的积极意义。
现在包括网络和书商在内，所谓的70后、80后、90后也不是真名，几个人凑在一起出书的这种功利化的写作我认为是很有害的，对我们民族很不利。
文学没有衰败，拿体制说事真是可悲
主持人：很多人在谈论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死亡的话题时，以为文学似乎与当代社会进程无关，那你认为文学与当下有何中意义呢？
何建明：我我认为文学在社会历史大潮中稍微靠边一点才是问题的真正定义，不要把文学放在政治和经济前面，那就乱套了，一部文学作品价值把人的神经搞糊涂了，这就不对了。文学本身就是使读者在情操上有一种熏陶和消遣，也可能影响他的人生。稍微边缘化一点和边缘化的自然状态我认为是它完全正确的定位，在西方也是如此，哪天听说文学成了社会的主流也是不可能的。
另一种说法说文学快死亡了可能就认为文学边缘了就是死亡了，这也是不对的，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他，我们每年出版社出这么多书，销量也是很好，而且我们网络文学在消费者当中影响也很大，怎么会死亡呢？我看到的就是繁荣，而且比以前还繁荣。
主持人：大家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衰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面对这个令人失望的事实，作家们责怪“体制”，而他们所批判的“体制”泛指当下这样一个整体上不利于严肃文学创作和传播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你如何看待现在作家行业的“体制”？中国文学创作环境到底如何？
何建明：这个问题说的人很多，如果是专业作家的话我不明白他们还有什么对体制不满意的。我觉得他们享受着的是无限的体制上的优越，他们一天到晚还在说体制上对他们的不公平，我觉得真的很可悲。他们拿着体制下一切可以给他们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家我从来没有享受到体制可以给我带来的优越的待遇，如果他还在说体制的问题他真的很可悲。
如果是业余作家他碰到体制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发表的问题，如果还有一点问题认为我想表达的东西这个不让我出，那个限制着，那你是否就要检讨一下你的作品是否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他要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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