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的创作元素，那种人神合一、时空错杂的特点，就与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关。这是
东方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艺术家注意的。文学思维是一种直觉
思维——不是指具体的文学作品，具体作品中总是有理性渗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
文学，好比酒中的酒精－－这种文化的元素和基质是直觉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
这种直觉思维的某种历史的标本。随着人类进入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整个人类精神
发生了向理性的倾斜，直觉思维，或者说非理性的思维，被忙忙碌碌的人类排拒了，
进入了隐秘的潜意识的领域，在那里沉睡。只有在酒后，在梦中，在疯癫状态下，
在幼儿时期，总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况下，人们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这种
思维的迹象。
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学与酒，文学与梦，文学与“痴狂”，文学与“童心”的某
种密切关系，但没有深入地探究。列维·布留尔等等研究原始思维，皮亚杰等等研
究儿童思维，弗洛伊德等等研究潜意识思维，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没有注意到或没
有强调它们与艺术思维的关系。
原始时期就是人类的幼年时期，而幼年时期就是一个人的原始时期。它们并没
有消逝，而是潜入了人类现在的潜意识里。在这个意义上，开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
也就是开掘人类的童心和潜意识。这正是艺术要做的事。
人类在科学与工业社会里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于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
条理分割了，变成了某种职业、身份、性别、利益、年龄、观念，因此需要一种逆
向的回复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胧和混沌。人作为成年人
太劳苦了，需要重温童年的好梦。艺术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是对科学的逆向补充。
非理性主义。谈“主义”比较容易简单化，容易造成思维越位。其实也应赞成
和提倡理性。问题是过去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错了地方。比如说从事常规的经济和
科学，是很需要理性的，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万寿无疆”，“在险
峰”“追穷寇”什么的，像写
诗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而那时从事文学艺术却要紧跟党的文件，图解政
治理论，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无非理性思维的一席之地。这叫寒火不清，阴
差阳错。
又有人说中国人公共意识太强，习惯于公天下和大一统，私我意识太少，因此
得提倡私利主义或个人主义。我对此也有很多疑惑。中国国民中是私利主义太少吗？
那种人整人、窝里斗的劲头，那种在公共场所大吵大嚷横冲直撞的现象叫什么主义？
问题是私不私、公不公，隐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
阴差阳错。所以，我认为中国文化心理问题不是一个本体的问题，不是一个要批儒
家、批理性、批所谓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改变结构的问题。
文学中也是这样。经过十年文革，中国作家现在既需要强化理性又需要强化非
理性，滋阴也要壮阳。而且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错地方。
绝对客观的真实大概不会有，这已被物理学证明了。谈真实的时候应注意层次，
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区分一下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实，这样巴尔扎克和马尔克斯
都可以说写得真实，史传和神话都真实。不然就谈不清楚了。写作时有时把陌生的
生活熟悉化，有时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变假为真，化真入假。《红楼梦》中“假
作真来真亦假”，有“甄”“贾”二公。这都是从另一个层次来谈真假，与文学中
的虚假造作无关。
文革是灾难，也是一道闪电，使人看清了很多东西。中国新时期作家，都是文
革孕生出来的。
伤痕文学的时期已远远过去了。比题材，比胆量，比观念，比技巧的热闹也已
经过去或将要过去了，冲锋陷阵和花拳绣腿已不足以为文坛输血了。国内这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