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最终死于同胞的暗杀。他的一些亲人和后继者也死于暗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频频得手的暗杀并不能说明别的什么，倒是恰恰证明了这个民族缺乏防止暴力的经验和能力。他们既然不曾反抗军警，那么也就不大知道如何对付暗杀。
作为印度之魂，甘地不似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南斯拉夫的铁托以及拉丁美洲的格瓦拉，他一弹不发地完成了印度的独立，堪称20世纪的政治奇迹和政治神话之一。也许，这种政治的最不可理解之处，恰恰是印度人最可理解之处：这是一种印度教的政治，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政治，来自甘地对印度的深切了解。这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不过是天才性地给一个贫困和散弱到极致的民族，找到了一种最可能强大的存在形式，找到了一种最切合民情也最易操作的斗争方法——比方在军警面前一片片地坐下来或躺下来就行。在尚武习兵的其他民族看来，这简直不是什么斗争，甚至不过是丐群的日常习惯。
现在，他们还坐在或躺在街头，抗议危及民族工业的外国资本进入，抗议旧城区的拆迁，抗议水灾和风灾以及任何让人不高兴的事，或者他们也无所谓抗议，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不知道要如何把自己打发，坐着或躺着已成了习惯。时过境迁，他们面对的已不再是英国军警，而是一项项举步艰难的现代化计划。这些缺衣少食者被一个伟大的目标所点燃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成了赤脚长衫的圣雄，个个都强大无比。而这种坐着或躺着的姿态继续向未来延伸的时候，也许便成为历史的沉重，甚至会轮到一届届印度政府头痛不已。20世纪末的全球一体化经济正在铁壁合围，没有一个大陆可以逃避挑战。那么，哪一个政府能把眼前这个非暴力不合作的黑压压人海组织进来、管理起来并且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住房、食品以及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从更基本的一点来说，哪一个政府能使素食者投入竞逐而流浪者都服从纪律？如果不能的话，他能否像创造当年的政治神话一样，再一次创造出经济神话？也就是说，他能否找到一种印度教的经济，一种素食者和流浪者的物质繁荣，并且再一次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我们将要离开印度的时候，正赶上加尔各答地区某个民族的新年日，即这个国家很多新年日中的一个。一排排点亮的小油灯排列台阶，零星礼花不时在远方的空中闪烁。节日的女人很漂亮，裹身的沙面五彩缤纷，一朵朵在节日的暗香中游移和绽放。只是这种沙丽长于遮盖，缠结繁复，是一种女神而非女色的装束，有一种便于远观而拒绝亲近的意味，不似某些西式女装那样求薄求露求透甚至以“易拉罐”的风格来引诱冲动。
这里的节日也同中国的不一样：街上并无车水马龙，倒有点出奇的灯火阑珊和人迹寥落；也没有杯觥交错，倒是所有的餐馆和各家各户的厨房一律关闭——人们以禁食一天的传统习俗来迎接新的岁月。他们不是以感官的放纵而是以欲望的止息来表示欢庆。他们的饥饿是神圣，是幸福，也是缅怀。这种来自漫长历史的饥饿，来自漫长历史中父亲为女儿的饥饿、兄长为妹妹的饥饿、儿子为母亲的饥饿、妻子为丈夫的饥饿、主人为客人的饥饿、朋友为朋友的饥饿、人们为树木和土地的饥饿，成为他们世世代代的神秘仪礼，成为了他们的隆重的节日。
母亲，你回来吧，回来吧，
你从恒河的滚滚波涛里回来吧，
你从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里回来吧，
你从路上的每一个脚印里回来吧，
你从我的睡梦里和眼泪里回来吧。
……
河岸上歌潮迭起。这就是恒河，在印地语里发音“刚嘎”，浩浩荡荡地流经加尔各答。这使我联想起西藏的“贡嘎”机场，与之声音相近，就依傍着恒河的上游，即雅鲁藏布江。司机给我翻译著歌词的大意，引我来到这里观看人们送别嘉丽——这位恒河两岸人们的母亲，是他们每一个新年都必须供奉的女神。她差不多裸着身子，年轻而秀丽，在神位上的标准造型倒有点怪：惊讶地张嘴悬舌，一手举剑，一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这样的人头在她的脚下还有一大串。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没法弄明白关于这些人头的全部复杂情节。我只知道，在一次为人间扫除魔鬼的著名战斗中，她杀掉二十几个敌手，也杀掉了自己的丈夫——她手中那颗人头。
直到这个时候，她才如梦初醒地伸长了舌头。
从那一刻起，她便凝固成永远的惊讶和孤独。
已经是新年的第二天了，民间庆典即将结束。人们拍着鼓，吹着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载歌载舞结队而来，在恒河岸边汇成人海，把他们各自制作的嘉丽女神送入河水，让那一次次大小不等色彩纷呈的永恒惊讶和永恒孤独随水而下，一一漂逝在夜的深处。这是他们与恒河年复一年的约定。看得出来，这些送别者都是穷人，衣衫不整，尘土仆仆，头发大多结成了团，或散成了草窝。他们紧张甚至恐慌地两眼圆睁手忙脚乱大喊大叫，一旦乱了脚步，抬在肩上的女神就摇摇晃晃。他们发出呼啸，深一脚浅一脚踩得水花四溅，从河里返回时便成了一个个癫狂的水鬼，浑身水滴如注，在火光下闪着光亮。但他们仍然迷醉在鼓声之中，和着整齐或不整齐的声浪大唱，混在认识或不认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