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关锋当时不向江青汇报，江青也一样查得出是谁“篡改了毛主席指示”，身为纪要起草人的关锋当然要向组织上如实汇报纪要的起草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毛泽东早已下定决心发动他蓄谋已久的文革运动，毛泽东需要一个突破口，打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就可顺藤摸瓜揪出他的“后台老板”——彭真和刘少奇，  四、跻身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泽东      1966年4月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该组组长，陈伯达则提名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为组员，这个小组成为日后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基本班底。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组员则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和姚文元。这个小组直接隶属于毛泽东，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关锋此时跻身文革小组，俨然就是中央首长了。     关锋能够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首先仰赖于毛泽东的垂青。60年代的中国虽然政治形势已经很左，但是能够积极配合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者却还不多，很多人不知道文革的来头，更不知文革目的何在，不少人心存观望，即使出面批判几句“反动路线”也未必能批到点子上去，所以毛泽东急需几位理论写手为其文革大业吹喇叭抬轿子，关锋身为《红旗》杂志的编委，本是毛泽东“秀才班子”写作组的成员，此时也就顺理成章跻身文革小组。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关锋能够迅速领会上级领导的意图，及时拿出上司所需要的大块头理论文章，巧妙地配合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到对运动推波助澜之功效。除了上文所述的关锋大作外，1966年5月8日，关锋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北京市委，认为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北京日报》在4月16日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此文也大大配合了毛泽东对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的批判。     1966年9月下旬，毛泽东对当时的文革形势有了新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毛泽东决定通过批判刘少奇所代表的“错误路线”将运动推向深入。此时毛泽东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名词，作为打倒刘少奇的新武器。陈伯达和张春桥为林彪起草了国庆讲话，正式将其提出。随后，王力和关锋在《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份子，打击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论还恶狠狠地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要阴谋篡党，篡军，篡政。他们是我们最危险的最主要的敌人。被推翻了的剥削阶级，把复辟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他们身上。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主要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或者是在他们包庇下进行的。所以，祇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能粉碎剥削阶级的复辟阴谋，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此，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3岁生日，请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中南海聚会。毛泽东在这次会餐是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要开展“全国全面阶级斗争”。毛泽东显然对此是深思熟虑的，要进一步推进文革，就要全面夺权，将掌握在刘邓手中的权力全面夺过来，也就是说，不仅最高层要夺权，各地市的领导权也要夺，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就是毛泽东的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事后王力、关锋几位“秀才”仔细琢磨了毛泽东的意图，由王力、关锋等起草了1967年元旦社论，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文章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展开全国全面夺权的意图，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此外，关锋还根据毛泽东肯定上海一月夺权的讲话精神，起草了1967年第2期《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最新指示。关锋还起草了1967年第3期的《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夺权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泽东给予了此文很高的评价，批示曰“很好”，还特地在“很好”两字下打上了着重点。王力和关锋还起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