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和风格都日益多样化。正如古人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批评标准也都出现新变。比较起那些深受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作品,郭澄清的创作无疑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坛有人曾极力贬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作品,不加分析地认为那时的作品都不真实、都是表现所谓“乌托邦”;他们把写英雄人物与写普通人对立起来,认为那时作家笔下的英雄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不真实,都是人为地“拔高”的,是所谓“伪浪漫主义”。在他们的眼中,像郭澄清笔下《大刀记》中的革命英雄形象和新中国农村的新人新品质新思想,自然也不真实了。实际上,这样去评价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在认识上完全陷入了误区。
优秀的作家总是忠实于自己所感知的生活,而历史生活是不会重复的,总是变动不居的。评价历史上出现的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产生这种作品的时代,而不是根据自己先验的观念或后来的生活认识去要求前人。《大刀记》中的英雄梁永生是有生活原型的,大刀队英勇抗日的故事就发生在作家的故乡一带。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进程当然有过许多错误和曲折,但除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曾一度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外,大多时间还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的。农民为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农村合作化过程中也确实教育和成长起许多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新的英雄模范人物。郭澄清自己说过:“那时节,英雄的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闹革命。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英雄人物风起云涌,动人事迹层出不穷。当时,我正在农村工作,这数不尽的新人新事新气象,时刻感染着我,激动着我,使我精神振奋,心血沸腾,午不能休,夜不能眠,于是我便抓紧工作之余,提笔展纸,学写文章。”他笔下的人物正是那时的生活所提供的,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证明。那个时代虽然生活中也有阴暗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但人民群众和干部中确实涌现出许多酷像郭澄清笔下的人物。他们身上继承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好,也相信为人民服务是崇高的。他们觉得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好样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但农村有、军队有,城市的工人、知识分子中也有。雷锋、王铁人固然是这样的人,像邓稼先那样为两弹一星作出贡献的大批知识分子又何尝不是那样的人。而且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仍然很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有。如果从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去看他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可思议,甚至认为他们肯定是假的。有人认为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时代,那样的人物已经过时,即使有也不应肯定。这又是一个认识的误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批判过那些认为在那个年代不需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指出当时虽然还不曾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需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说明某一时期具体的经济政策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要提倡什么,并非总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反而就得否定那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邓小平同志说,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就不能不看到未来的历史前景,也不能不看到郭澄清笔下人物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无论从产生这些人物的历史土壤看,还是从今天我们应当奋斗的目标看,郭澄清笔下的革命英雄人物和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不仅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且在今天和未来仍然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许人们可以批评作家对那时生活中的负面现象反映不够,却不能认为作家所写的人物不真实。何况作家是歌颂还是暴露,完全依作家的美学信仰而定,有的作家完全可以以歌颂为主,另个作家则可以以暴露为主。
总之,今天我们重新讨论郭澄清同志的创作成就和特色,就应当尊重历史,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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