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自古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周公制礼作乐，是继承了商代礼乐而加以改革后成为“周礼”。商王族的祖先，即是出自古东夷集团的一个以玄鸟为图腾的部落⑱。商王朝之所以有发达的文化，不能不说与东夷文化有关。《后汉书·东夷传》：“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这样的记载虽然较晚，但是合乎历史实际，商代人好酒善舞亦见诸于甲骨卜辞。东夷的“礼”可能还比较复杂，因周灭商后封太公望于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⑲《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公卑杞，杞不供（恭）也”。又《襄公二十九年》：“杞、夏余也，而即东、夷”。杞国为夏禹之后，商王朝的方国，在甲骨卜辞中其君称杞侯。故地在今河南杞县，周灭商后又封东楼公为杞君。杞成公时迁于缘陵（今山东昌乐东）。杞桓公时迁于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虽然杞君处于齐鲁之邦，但仍保持着夷礼，足以说明东夷的礼有很强的生命力。
古代的乐与舞是不可分的，乐舞起源很早，传说上古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乐舞，如伏羲之乐名《扶耒》，神农之乐名《扶犁》，黄帝之乐名《承云》，少昊之乐名《大渊》等等。乐舞是与原始宗教同时产生，是祭祀的主要仪式，起沟通神人的作用。故少昊“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⑳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的一墓中出土一件叫做“笛柄杯”的乐器，有关专家认为是“迄今已发现的我们中华民族最早也是唯一的陶制横吹管乐器” 21《后汉书·东夷传》：“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已（以）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竹书纪年》：“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所以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就是融合各氏族、部落的礼乐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夏王朝脱胎于华夏部落联盟，加盟者中古东夷集团的氏族、部落较多，故夏、商两王朝在礼乐文化方面，应当说吸收了许多东夷的礼乐。
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起地方史、志办、委各种组织，领导各地开展了地方史、志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编纂出版了不少著述。这就促使区域历史文化又重新兴旺，出现了开发、探讨、利用历史文化资源蒸蒸日上的热潮。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国先秦史学会秘书处的了解，区域历史文化的探讨，已从书斋式的“坐而论道”走向社会，促使其产生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如根据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迹，进一步的发掘、研讨、论证，争取成为历史文化名城；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主，结合自然景观，建立人文景点，发展旅游业；搜集、整理本地区在历史上的产品资料，与现代科技结合，提供可行性的方案，发挥现代企业的优势，生产具有本地区历史文化特点的产品。这样就不仅只限于学术上的研究，而应当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区域文化的凝聚力，使区域历史文化更具有无限的活力，使之不断发展。
目前区域历史文化的开发、利用，较之三十年代的“地域文化”在内涵方面更加广泛，已由先秦时代以国家、王朝命名发展到以历史上的“帝王”名号和著名历史人物命名的文化。凡是“帝王”和历史人物的出生地、活动区域和死、葬地等都属于该文化之范围，都可以根据遗迹和历史资料去探讨该文化的内涵和标志。六安有皋陶的陵墓，又是其后裔的族居地，在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时，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组成部分的皋陶历史文化，是源于东夷的农耕和礼乐文化，经几千年的发展，始终凝聚着这方土地的人民，鼓舞着人们奋进精神。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发达，则百业兴旺，民乃安居。皋陶在华夏部联盟中出谋划策，作士理刑，或以德教和刑罚来协助夏禹治水，都是要使人心安定，发展农耕，讲究礼仪共同前进。弘扬皋陶历史文化，就要发扬祖先们的艰苦奋斗，为国为民的精神，以皋陶的贡献来激励人们奋进，继承发扬礼乐之邦的光荣传统。以此来促进六安的经济、文化、旅游等建设事业的深入、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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