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昊，古籍中或记为“太皞”，是上古东夷部族的祖先和首领。东夷是上古在中原可堪与华夏抗衡的部族，它与华夏的交往十分频繁，并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对此，学界已无疑义。东夷部族世居之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安徽一带。《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太皞之虚也。”陈地在今河南淮阳，淮阳今存太昊墓。周代以后，其后裔属地渐次东移，《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顼，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夷各支才逐渐被鲁、齐、越等国吞并，融入华夏。《后汉书·东夷列传》：“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也就是说，这时东夷各支已不再以独立的实体存在，成了华夏族的“编户”，与华夏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随着华、夷的交融和合，东夷的祖先和首领太昊、少昊等也纳入到华夏的古帝序列中。
　　在可靠的史籍中，最早将太昊与伏羲并称为一体的，乃是西汉末年刘歆的《世经》。刘歆与其父刘向俱为西汉学者，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世经》存录于《汉书·律历志下》。在《世经》中，刘歆从西汉末年的政治需要出发，突破传统的以黄帝为历代帝王之首的体系，以伏羲与太昊并称，炎帝与神农并称，列于黄帝之上，建立了一套新的上古帝王世系。
　　上古帝王世系的建立，始于战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按照五行说以五帝配五方，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此之谓“五德终始说”。《史记·历书》：“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合法依据。按照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都如此推演王朝更替：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商汤得金德，周文王得火德，秦得水德。但是这个推演顺序到了汉代出现了问题：一是从邹衍所构建的古史帝王世系看，所叙述的只有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朝四代。而其后直到西汉，人们的古史观念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认为在黄帝之上还有伏羲氏、神农氏和炎帝等古圣帝王，三代以前“三皇”、“五帝”依次代立，《吕氏春秋·应同》和《史记·封禅书》只叙述黄帝以来的四代，未能全部涵盖，因而需向上推演，重新排序。二是邹衍是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排列帝王世系的，五行相克相胜，则在政权更替上倾向于革命。而刘歆所处的西汉末年，刘汉皇室政权危机，外戚王莽势力强大，因而有“异姓受命”和同姓“更受命”的争议，禅让说一时兴盛。刘歆与王莽关系至密，任王莽“国师”，是禅让说的主要支持者。为了给王莽代汉提供合法依据，刘歆提出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新五德终始说。从《世经》可知，刘歆排列的帝王世系如下：太昊伏羲氏为木德，炎帝神农氏为火德，黄帝轩辕氏为土德，少昊金天氏为金德，颛顼高阳氏为水德；帝喾高辛氏为木德，帝尧陶唐氏为火德，帝舜有虞氏为土德，伯禹夏后氏为金德，成汤为水德；周武王为木德，汉朝为火德。刘歆在排定这个世系次序时，是先否定汉兴之初依五行相胜说所定汉为土德的说法，确定汉为火德，那么代之者应为土德，王莽自称为虞舜苗裔，帝舜土德，故王莽宜为土德，这样王莽代汉而立成为必然。
　　那么刘歆为什么要将伏羲与太昊并称呢？
　　刘歆根据当时人们的古史观念，将古帝的代序从黄帝向上推，认为最古的帝王应是伏羲。同时按照他的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理论，帝王应从木德始。于是他从两个方面找到依据，一是《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来朝”，昭子问少皞氏鸟名官，何故？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刘歆据此而推：“言郯子据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以太昊为古帝之首。二是从《易传》中找到依据，《易传》曰：“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之卦，五行属木。按五行相生之序，首为木，且太昊为东方之帝，“东方曰夷”，故太昊配木德。又《易·系辞下》有言：“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所以刘歆接着说：“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伏羲就是太昊。“稽之于《易》，炮牺、神农、黄帝相继之世可知。”太昊伏羲氏继天而立，神农、黄帝皆继太昊伏羲而立。
　　东汉班固的《汉书·郊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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