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217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228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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