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白区长期作战过程中，战斗员的疲乏与个别的悲观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须有刻苦的耐劳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气及胜利信心。（方志敏，1999：104）

革命起源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冲动，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而在具体的革命行为中，却要客观冷静。方的“极端”只是激烈地开展革命，在策略上，他还是谨慎的。1930年下半年，赣东北红军两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都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去打波阳（执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红军去死的！这样猛烈的发展要坍台！”（方志敏，1999：389）1931年，方主持的省工农政府通过决议取消各圩镇的赶集活动，这显然破坏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后来方下乡后发现了问题，迅速撤销了原来的决定。他敢于纠左。赣东北的土地法与中央根据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样，在中央根据地，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赣东北在没收地主土地后，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农与其他农民一样分田。显然，赣东北的政策对稳定地、富情绪、巩固根据地起了积极的作用，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则会引起大批地、富加剧反对共产党。在得知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后，方依然坚持原来的政策，理由是“我们原来的土地法，既然这么多年没有出问题，那就说明在我们这里是正确的，就可以实行下去。”（方志纯，1987：501）以至于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给方加了一顶“富农路线”的帽子，强令修改土地法。

不“左”不足以鼓舞革命，不“右”不能使革命成功。理想的状况是“左”“右”配合，但实际上却经常是“左”“右”摇摆。“左”给中国革命带来深重危害，但实事求是地说，只要是革命，就离不了“左”，所以尽管革命史上“左”祸绵绵，但革命却依然凯歌高奏。当然开国大典之后，革命已不再是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继续的“左”就只是人为的了。

8、主义与实践

方志敏是中国革命的圣徒。他对党抱有最大的忠诚和热情。共产党“有完整的革命理论、革命政纲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严密的党的组织与铁的纪律，它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它有广大的经过筛选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员群众；并且它还有得到全党诚心爱戴的领袖；它与无产阶级和一般劳苦群众，保持亲密的领导关系；它对于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努力、奋斗和牺牲精神，只要不是一匹疯狗，都会对它表示敬意。”（方志敏，1999：23）这些颂词是每个革命者都应当背诵。不过方不是背宣传材料，而是表达一种已全部进入其骨髓的真诚相念；而且，方不是一个盲目的信仰者，他对党内非理想的方面是真切了解的。比如，1927年，“共产党的中央，被陈独秀腐朽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党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志敏，1999：26）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方志敏有三个方面的严重苦恼。根据地初建时期是与上级组织的矛盾。信江地区弋阳、横峰等县1927年年底举行革命暴动，1928年分别成立党的县委，受（赣）东北特委领导。而东北特委

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的交通路费扣留。（方志敏，1999：236）

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方志敏，1999：239）

只想向下级要钱，却从未给下级帮助！这也是一贯正确？下级当然不愿永远受压，干脆联合起来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开成立大会，送信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路费被拿去了，交通员只能半途而返，大会因此开不成。后来好不容易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却和东北特委一样对信江怀有成见和误解，从来不肯派人到信江视察工作，对信江方面的报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党不是抽象的，陈独秀是党，赣东北特委也是党，但他们与方信仰的党似乎有较大距离。显然，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不一样，革命者的本领之一，就是理论上坚决相信党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又要掌握与具体的组织、具体的领导人打交道的艺术。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的坚定性；没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队伍中生存。

其次是根据地发展起来又面临着与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须集中力量，中央必须对各根据地拥有绝对的指挥权。所以每次中央发生领导人更换或政策转变，都要派出“钦差大臣”到各个山头督促。赣东北的唐在刚、万永诚、倪宝树、曾洪易等人，都充当了这种角色，他们与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都发生冲突。赣东北的肃反风，是1932年从鄂豫皖刮过来、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实施的，下车伊始，曾洪易就判断：“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方志纯，1987：99）因此要严厉肃反。“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ＡＢ’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ＡＢ’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方志纯，1987：502）还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三天。方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了，…… 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办好了，并送了泻济给我喝。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济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方志敏，1999：73）肃反的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二）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连无辜。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处，关有“ＡＢ团”犯人1100多人，被杀的达300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方志敏，1999：74）

错放一个反革命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方志敏，1999：106）

为了保证曾洪易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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