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第三，新中国开始有计划的建设。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他声泪俱下地说：“党和毛主席对我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特赦，我无限感慨。誓在有生之年，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永远跟著共产党、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遭受狂风暴雨的阻碍，生死以之，决不返顾!”
13日，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十名特赦战犯。杜对周总理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跟著老师干革命，走到反革命道路上去了，真是有负老师的教导，对不起老师!”周总理回答说：“不能怪你们学生，要怪老师没有教好。”说罢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杜又向陈毅副总理检讨说：“我在淮海战场刚刚被俘时，老总要见见我，我当时抱著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反动立场，拒不见面，确实是顽固透顶，应该罪加一等。”陈老总摆摆手，笑著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彼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事后，杜聿明说：“这当然是说笑话，真正说来，陈毅那句话我只能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的车辙……”
1961年3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积极撰写文史资料，力求忠实地把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
早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期间，杜聿明就通过我国政府的帮助，与在美国的大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博士取得了联系。1958年，又与由台赴美的妻子曹秀清取得了联系。经过长期的通信，曹秀清逐渐打消顾虑，于1963年6月由美国飞赴北京。
1963年7月，在周恩来总理精心安排下，杜聿明携妻同在北京团聚的战犯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到祖国各地参观一些建设项目，游览名胜古迹。
1964年11月，杜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写信给周总理，表达自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戴心情，决心以有生之年，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竭尽努力。
1971年和1972年，杜聿明的女婿、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博士两次回国讲学。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抽出时间，两次接见和设宴款待杨及其亲属。当周总理听到杨振宁称曹秀清为妈妈，称杜聿明为“杜先生”时，立即纠正说：“应称岳父大人。”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1973年暑假，杨振宁和杜致礼第三次回国探亲讲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杨还转达了毛主席对杜聿明伪问候：“代问你岳父好。”继之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宴请杨振宁夫妇。杜回忆说：“宴会气氛非常亲切，周总理对待我们，象一家人般欢聚一堂。”
1978年，杜聿明光荣地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和同时召开的第五届政协会议，杜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这年，政协恢复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阎揆要(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担任军事组组长，杜聿明等人为副组长。阎是杜同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十一个陕西青年之一、黄埔一期的同队同学。他深感岁月催人，余年无多，不惜以衰病之身，力疾从公，一丝不苟，除处理日常繁多的稿件外，继续著手撰写回忆录。
杜聿明对于结束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局面，和平统一祖国经常萦回心中，念念不忘。他自1960年起，一直坚持写文章，录音广播，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劝告在台湾军政界的朋友，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1978年11月4日，杜在一篇题为《回顾淮海战役，寄语台湾旧友》的文章中说：“我被俘后，认为人民已宣布我为头等战犯，此生已完，一切言行总是同共产党采取对抗。但共产党和人民并未对我有任何侮辱，反而优礼相待。供给各种书报，让我自己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使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
1981年5月7日上午7时27分，杜聿明因病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七岁。在遗嘱中，杜仍不忘统一大业，嘱其妻率其子女为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