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颖

　　丁颖(1888～1964)广东高州人，著名的农业科学家、教育家、水稻专家，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早年3次东渡日本留学11年，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华南农学院首任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农民们叫他“谷种佬”，他喜欢别人叫他“丁师傅”。

丁颖：一个真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

　　古往今来，有成就的科学家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在象牙塔中专注于自己领域的研究，把学科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里程，他们无疑是值得敬佩的；还有一类是除了在科研领域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外，还心系民生，身体力行地把科研成果转化，直接为苍生造福，而他们往往更让万民景仰。

    水稻专家丁颖就是后一类型的杰出科学家。

    作为农学家，丁颖创造了许多第一：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杂交而把野生稻抵抗恶劣环境的基因转移到栽培稻，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千粒穗”类型；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水稻的起源和演变……从对稻种起源演变、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农家品种系统选育及栽培技术等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研究和170多篇(本)论文著作，使他成为中国稻作学的主要奠基人，被誉为“中国稻作科学之父”。

    在科学史上留下这样的贡献和美名，夫复何求?然而丁颖留给世界的远不止这些。中国古人树起了评价人生的三个标准：“立德”、“立功”、“立言”，谓“三不朽”，而其中，“立德”是“太上”，即最高境界。无论从哪方面看，丁颖都是一位科学界中的道德高尚的典范。也许有人说，现在还推崇“太上立德”太过老套太过道学，但笔者却以为在道德普遍滑坡甚至连科学、学术界也未能幸免的时世，学术腐败时有所闻的今天，缅怀丁颖等老一辈科学家在学术及做人方面的道德风范，却显得格外有意义。时至今日，农业学科仍是每年高考志愿中的冷门，因为选择它就意味着风吹日晒、更多的艰辛和寂寞。而约100年前，在中国农业科学尚未系统形成时，更是乏人问津。丁颖当年赴日本读农艺时，就常听到讥讽：“上粪种地，愚不可及，何须留洋?”作为贫农之子的丁颖，自然深知学农务农的艰苦，但他终生不改矢志。他3次东渡求学，回国后变卖祖产、掏出自己微薄工资到处搞试验育良种，不遗余力地向农民推广，数十年如一日与农民为伍、过贫农的清苦生活，为的便是“使受苦不尽的中国农夫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让他们摆脱困苦，若没有超脱世俗的济世理想、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者，自然难以想像。

    丁颖治学严谨，终生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坚持发表文章必须对科学和生产负责，更鄙视把文章作为追求名位的手段。他写文章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与演变”一文，自1926年他在广州发现野生稻之日即开始思索，并陆续征询了历史学、文字学、人类学、分类学等专家的意见，直至1927年才最后定稿。三十多年磨一剑哪。反观近年学界浮躁之风日盛，著名学者抄袭事件连连曝光，而把学生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署名在前发表、学术“著作”粗制滥造更是司空见惯。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丁颖从不屈从权势和外界压力，一生秉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当年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曾要把一亲属塞到中大农学院捞文凭，丁颖断然拒绝，不管陈用权势相压还是使人出面讲情；另有一极有权势女生平进不视读书，毕业时丁颖在她的《水稻栽培学》试卷打了5分（百分制评分），不管她怎样活动也无济于事。在“大跃进”中，浮夸风遍及全国，各地亩产粮食几万、几十万斤的“卫星”纷纷放起，有些著名科学家如钱学森等也纷纷发表文章“论证”它的“科学性”，而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农学家丁颖坚持不随波逐流，却对“高度密植高产”的提法深表疑虑，他指出：如果作为科学试验，搞一亩两亩是可以的，但未经验证切不可大面积推广，还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忘记农民的肚皮是连着地皮啊”。

　　正如水稻的亩产会越来越高，科学研究会永远向前发展，在学术上，长江后浪必推前浪，因为后人能站在了前辈巨人的肩上。但后辈学人的个人品格、学术道德则未必能今人必胜前人，因为它需要个人自己用一生去修炼，而其间又有太多的诱惑。重温丁颖等那一代科学家的懿行风德，以前人为鉴，不仅对科技工作者，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失为一种鞭策。

学农·科学救国

　　“学农、爱农、务农”，这是成为名教授后丁颖经常劝勉身边师生的名言，而综观他的一生，这句朴实话语正是他终生践行的座右铭。丁颖选择学习农科这条异常艰苦的道路，最初源于他童年起便对当时农民疾苦的深切体验，而在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种种探索中，最终作出了潜心“科学救国”的抉择。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高州的一个普通农家，是这个家庭中第12个孩子。丁颖童年时，丁父深悟没文化是穷人倍受欺凌的根源，于是，在债台高筑之下，丁颖背负着家庭的希望成为丁家第一个读书人。

　　1909年，中学毕业，在当时学生趋之若鹜地报考文、法、商科，谋求一个当官发财门径的时候，全优生丁颖却思虑乡亲的惨况，对同学说：“诸君，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努力。我决意报考农科。”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选择了与农业有点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1912年，在辛亥革命后的留学大潮中，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的丁颖考取了公费留学日本，之后他曾三度远涉重洋，在3所日本高校求学。

　　1919年毕业时，适逢国内掀起“五四”运动，丁颖积极参加东京留学生为声援祖国的学生运动上街游行示威，受到日本军警的血腥镇压，气愤之余，他不思久留，决定辍学回国。先后在高州中学、高州农校任教，后来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本来可以借此在官场步步高升，但耿直的丁颖却对教育界尤其是官场政客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决心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深感不深造难以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于1921年第三次赴日，考进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攻读农艺，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又是潜心攻读的4年，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学士学位时，已年届36岁。为了“要使吃不尽苦头的农民与现代科学发生联系”的理想，他前后出国深造了11个春秋。

务农·稻作之父

　　1924年学成回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农科院系刚刚起步，参考资料奇缺，认真教书的丁颖不愿像多数教师那样拿本洋教材便照本宣科，他夜以继日地翻阅农书古籍，并通过辟试验田试验积累资料，编书讲义，撰写论文，在以丁颖为首的农学家们的多年努力下，中国的稻作学科体系才逐渐建立。

　　然而丁颖并不满足于执教鞭、搞小实验的学院派生涯，还把目光投向了黎民苍生。当时中国这盛产稻米的大国，每年竟要进口洋米七八百万担，1000多万两白银源源外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革新农业、造福苍生的热血常在丁颖以头翻涌，在教学同时，他积极开展水稻灌溉和吸肥规律的研究，并对广东粮食生产问题做了大量调查，写出《改良广东稻作计划书》和《救荒方法计划书》，建议政府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但这些饱含拳拳之心的种种考虑均石沉大海。

　　重重困难曾令丁颖十分郁闷，但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决意为“蚂蚁爬行的方式，苦干到150岁”。当局的麻木不仁，使水利、肥料等农业大环境无法改良，他立足现实迅速调整科研计划，决心先培育水稻良种加以推广，达到使农民增产的目的。

　　1927年，他费尽口舌才拿到政府可怜的260元开办费，又变卖祖产补充经费匮乏，在茂名县公馆墟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以育种为主，同时开展灌溉、施肥、气象、稻作分类等研究。说是试验场，其实是租来两间泥房和60亩长年干旱的坡地，丁颖带着两名技术员和几名民工便开始苦干。在这里，无论从居住、伙食、衣着乃至肤色，这位留洋教授都与民工没有两样。只是每天劳作完毕民工休息后，他在油灯下继续研究写作。经费难以为继时，他又用“卖青草”预售良种办法勉力支撑。这样苦心经营多年，陆续育出“田基度7号”、“黑督4号”等等高产、省肥、抗恶劣环境的水稻良种，广为推广。

    1930年开始，他又先后开辟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之后10余年间，几个试验场共育出良种60多种，广泛推广到南粤大地。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是“洛夫选种”法，即在优越的水、肥条件下育出“良种”然后推广各地，这样往往因水土不服而难高产；而丁颖却创立了“区制选种法”，即在种植条件最差的地方设试验场育出良种，然后在当地推广，一般都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在饿殍遍野的那个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口粮。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炮声隆隆中大家都慌乱地收拾细软，丁颖却来到稻作试验总场，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把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类，等他带着这些“宝贝”赶到码头时，几乎误了撤离的航船。而这些被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的稻种后来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在抗战中，丁颖随中大三迁校址，颠沛流离，1940年迁址粤北时，他出任农学院院长，因他在农学界威望已高，一批国内顶级的农学专家应他邀请欣然冒着炮火来任教，使中大农学院一时才俊云集。这为后来经院系调整后成立的“华南农学院”成为农业学术重镇打下了基础。

爱农·与农为伍

    出生自农家的丁颖，在跳出农门成为教授后却仍一生愿“与农民为伍”，这源于他对农民、对土地和对自己专业农学的无限热爱。

    解放后，百废待兴的建设热潮令丁颖热血澎湃，更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1957年丁颖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仍兼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上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的研究”，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科研项目。他组织了12个协作单位，选用各稻区有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个试点进行历时3年的实验，取得了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根据部分资料整理成专题论文于1964年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不幸该研究未竟他身先逝去，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助手们完成。

    1963年他以75岁高龄，亲自带队考察西北稻区，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等地。由于长途劳顿，回来后感到体力不支，日渐消瘦。身边的助手无不为他的健康担忧，劝他疗养，但他坚持工作，后来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才无奈地带着大箱图书资料，去无锡太湖“疗养”了37天(疗养期应为3个月)。随后，他瞒着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水稻高产试验田，接着又风尘仆仆地赶回北京参加科学大会。接着带病去山东考察稻作。在病情急剧恶化时，还坚持在济南做完了考察报告。1964年10月，丁颖经确诊为肝癌晚期，在京住院仅20天就与世长辞了。

    一代中国稻作之父，在为中国农业的奔走中真正的鞠躬尽瘁。(严家森)

简历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２５日　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谢鸡乡硕塘村。
　　１９１１—１９１２年　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学习。
　　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　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
　　１９１４—１９１６年　任广东省高州县中学、高州农校教师。
　　１９１６—１９１９年　在日本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学习。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　任广东省教育厅督学。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年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学习、获学士学位。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任广东大学农科学院教授。
　　１９２６—１９４０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主任。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　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
　　１９４１—１９４５年　兼农林部西南作物品种繁育场场长。
　　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　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
　　１９５０—１９６４年　任广东华南农学院院长
　　１９５７—１９６４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　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

　　１　丁颖．广东稻作改良及将来米食自给之可能性，中华农学会报．１９３３．１１３：１—４．
　　２　丁颖．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之新种．中华农学会报，１９３３，１１４：２０４—２１７．
　　３　丁颖．中国古来粳籼稻种栽培及分布之探讨与栽培稻种分类法预报，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员会

丛刊，农艺专刊，１９４９，６．
　　４　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１９５７，８（３）：２４３
　　—２６０
　　５　丁颖．中国水稻栽培学．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６１．
　　６　丁颖．关于西北干燥地区的水稻品种和栽培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学，１９６４（１）：１—１１．
　　７　丁颖．中国水稻品种的生态类型及其与生产发展的关系．作物学报，１９６４，３（４）：３５７—３６４．
　　８　丁颖稻作论文选集编辑组。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３．
　　９　丁颖．水稻纯系育种法研讨，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３，４５２—４７８．
　　１０　丁颖．我国稻作区域的划分．丁颖稻作论文选集，北京：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３，９４—１０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