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味道人”周汝昌（２）

“瞎聋”学人“看”书全靠女儿念

尽管视力极差,周汝昌却不愿意走口述的“捷径”：“怎么说就怎么记,那是白话,不是文。”对当年他与胡适先生关于“白话文”的争执，老人记忆犹新。在他看来,书面语的音韵美,是口语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老人更愿意享受那种“扑在纸上的感觉”。

但这一坚持也带给他无数麻烦，甚至招来了某些恶意攻击。比如，他“看”书全靠女儿念给他听，但由于耳朵也不太好使，阅读量在近年来变得比较有限，写文章的时候只能尽量凭借记忆，一不小心，就会把李白的诗记成杜甫的；再比如，他在复印纸上写“康熙三十九年”，把两横写在了一处，女儿在电脑上整理时，打字就打成了“康熙二十九年”……如此一来，有些读者不干了，骂“周汝昌不懂历史”，“他是不是老糊涂了”，更有某些人围绕周汝昌写过的关于史湘云的随笔，散布“周汝昌暗恋史湘云”之说。周老的女儿说：“我们理解读者，但他们实在不知道我父亲的实际情况。”周汝昌本人也不太回应这些恶意的声音，因为，“大部分读者是很善意的，我这里每天能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感谢我的书给了他们欢乐和思考。”偶尔，他的眉宇之间也会浮上转瞬即逝的淡淡忧伤：“唉，我这样做学问太累了，有谁知道我的苦啊！”

不愿纳入红学界

周汝昌打小患有中耳炎；20多岁起，听力逐渐丧失；1954年的一场雷雨，加重病症。如今，若要重提失聪的原因，老人却更愿意讲述“雷雨”的那一段：“我住北京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一正房，南有大窗，北有小窗。一日，天降大雨，电闪雷鸣，我正站立窗边看雨，冷不防一声霹雳，一条火龙从北窗入，又从南窗出，这条火龙从我左耳边走过，相距不过一寸。我当时只觉得天崩地裂，脑袋嗡地一响，天地便一片寂静，从此非有雷鸣之声我是听不到的。你想有龙从耳边过，我不‘聋’才怪呢！”如此绘声绘色、幽默风趣，令原本带有悲剧色彩的一件事情呈现出喜剧效果。

而谈到目盲的原因，周汝昌同样也满怀感念：“由于长期搞研究工作，1974年忽然两眼要失明，周总理闻知后亲切关怀，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周汝昌一定要找个好医院，不能让他失明。后来找到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我现在还剩下这半只眼，要感谢周总理，感谢那个眼科大夫。”

如此遭遇，换作常人，坦然处之都难，周汝昌却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他引用老子的话：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不见不闻乃是抵御声色的要招，但这并不等于心死，“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常年来，周汝昌不愿意将自己纳入红学界：“红学界的人事关系太费神，我是一介老书生，我没有那种能力处理其中的利害关系，又何必在那方面花费精力呢！”他早早离开了红楼梦研究所，20年来关起门做学问。但对于学术上的争鸣，他却非常喜欢，主张互相拿出过硬的东西来说服对方。

悲情红楼六十载

从孩提时代似懂非懂地看过母亲收藏的日本版“石头记”，周汝昌就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人家都说，曹雪芹著红，用尽十年辛苦，滴泪为墨，研血成字。如今，周汝昌研红，用尽60载光阴，斗转星移，初衷不改。尽管悲情的红楼令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红到黑，又由黑到红，但回望这大半辈子与《红楼梦》的纠缠，周汝昌只道了三个字：“太好了！”

周汝昌真正走上研红之路，则始于1947年。那时他还是燕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他的四哥周祜昌读“亚东”版《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时，注意到胡适先生谈到自己手中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觅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就写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周汝昌。周汝昌到燕大图书馆一查，居然一索即得，随后据此撰写了一篇关于敦敏诗集中咏芹诗的介绍文章，在《民国日报》副刊发表后，胡适先生即回信切磋。1948年6月末的一天，周汝昌到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胡宅造访，胡适先生亲自将《甲戌本石头记》递到周汝昌手，后又托孙楷第教授把他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带给了还是大学生的周汝昌。正是由于这段因缘，1948年，周汝昌主体完成了《红楼梦新证》，这部被誉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于1953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三个月内连版三次，当年的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册。

因为这部书的成功，周汝昌得以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由“红”变“黑”，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后由于周总理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早年兴趣广泛，曲艺、器乐、影视、书法，兼有涉足且颇有成就。后因听力、视力所限，不得不一一放弃，这种“腾”出来的热情干脆一股脑儿放在了对《红楼梦》的研究上。如今，在常人认为就快油枯灯尽的89高龄，周汝昌却著书立作，兴致犹酣，以其难以置信的爆发力，捧出一部部令年轻学者都望尘莫及的学术成果。

我也许问了一句不该问的话：“那您怕死吗？”周汝昌毫不避讳：“季羡林老先生是我国一流的大学者，他说过，一个人不要去想明天还能不能活，而是要去想明天我还要做哪些事情。我认为，如果强求生命的延续，而没有精神的享受，那不是真长寿。我现在还有好多事情没做完，这些事情别人代替不了。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很健康，对于死还没有想过，至少还没来得及提到日程上去想。”

周老与我的交流，可谓名副其实的“近距离”：把两张椅子靠在一处，膝盖相抵，我的嘴巴对准他依靠助听器才有微弱听力的右耳。或许是他想用同样微弱的视力捕捉我的神情，或是因为自己听力的问题而想象我是不是也会听不清楚，他挺直了腰板，探着脑袋，挨我很近。

他讲话时的表情极其生动，手势也极其丰富，他的女儿在一旁给我们屡屡按下快门。当我后来整理照片的时候，根据这些被凝固下来的表情和手势，他的情绪可以被一一还原。我想起他带着猜谜般诡秘的神色问我：“你判断一下，我是个乐天派呢？还是一个整天愁眉苦脸、自怨自艾的人啊？”我说，当然是前者。他淘气而骄傲地乐开了。这个问题，显然是个带有“领赏”意图的问题，而他所倾心的奖励，只是这样一句“乐天派”，好让我们领会到《红楼梦》给他带来的乐趣。

虽说眼睛和耳朵都不顶事儿，他却也不闲着：一会儿探着手在桌上乱摸一气，抓上一个杯子就招呼：“你喝水。”一会儿使唤他女儿：“送她一本《红楼真梦》。”一会又趴在桌上，摊开书给我签名留念。

已经89高龄的他经常在小区里打打太极拳，其思路和精气神确实好得出乎意料。他女儿告诉我：“爸一天伏案三次。早上起床后，把昨晚临睡前想的东西记下来；下午午休后，写一会；晚上吃完晚饭，则是写作的黄金时段。状态好的时候，一天写5、6个小时不成问题。”而且，周老还拥有一个让人自叹弗如的本事，几个稿子可以穿插着写。这天就3篇一同来：一是继续写红学的另一部作品，其间又给朋友写了一篇序，还完成一篇海外的约稿。

在古典文学名著中，写“女儿”和写男人的代表作分别是《红楼梦》和《水浒》。谈论这两部书的时候，周汝昌嘣出一句：“《红楼梦》中的12金钗，完全顶得上站成9排的梁山好汉。”我一愣，这才联想到“12×9=108”的算术等式，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