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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光宗赵惇简介

光宗赵惇是南宋第三位皇帝。他生于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四日,43岁登极,仅仅过了两年,就患上了精神疾病。两宋历史上患有精神障碍的皇室子弟并不罕见,如太宗之弟赵廷美、太祖长子赵德昭、太宗长子赵元佐和六子赵元偓,他们的死都与心理疾病有关。这或许是出于某种遗传,加上统治集团内部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一些皇室成员的人格和心理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害。光宗的病态心理源于他对父亲的猜忌和对妻子的惧怕,在位6年间,他的病情不断加重,最后不得不在48岁时退位。光宗在位时间虽短,却在宋代历史上写下了极为奇特的一笔。

  “孝”子:从东宫“孝子”到不孝之君

  孝宗皇后郭氏共生4子,长子邓王赵愭,次子庆王赵恺,三子恭王赵惇(即光宗),四子早夭。孝宗最先立赵愭为皇太子,但不久病死。按照礼法,庆王、恭王同为嫡出,当立年长的庆王为太子。然而,孝宗认为庆王秉性过于宽厚仁慈,不如恭王“英武类己”,决定舍长立幼,于乾道七年(1171)二月立恭王赵惇为太子。有意思的是,孝宗对并非自己生父的高宗谦恭仁孝,而光宗对生身之父孝宗却一直怀着极大的疑惧和不信任。在东宫时,为了稳定储君的地位,光宗尚能对孝宗毕恭毕敬,而一旦登上皇位,父子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凸现出来,并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日益尖锐。

  东宫历来都是权力斗争的漩涡中心,太子言行稍有疏忽,不仅储君之位不保,而且还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赵惇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入主东宫后,勤奋好学,一举一动严守礼法,对孝宗克尽孝道。孝宗情绪好时,太子也“喜动于色”,反之则“愀(qiǎo)然忧见于色”。孝宗常以诗作赐与太子,不断提醒他继承自己恢复故国之宏图壮志,太子在和诗中也竭尽所能地称颂父皇的功绩,努力表现自己的中兴大志。这种父唱子和无疑使孝宗更感欣慰,太子似乎的确继承了他的英武与志向。

  赵惇小心翼翼地在东宫作了十几年孝子,年过不惑,却仍不见孝宗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意向,终于有些耐不住了。一天,太子向孝宗试探道:“我的胡须已经开始白了,有人送来染胡须的药,我却没敢用。”孝宗听出了儿子的弦外之音,答道:“有白胡须好,正好向天下显示你的老成,要染须药有什么用!”太子碰了软钉子,从此不敢再向孝宗提及此事,转而求助于太皇太后吴氏(高宗皇后)。他多次宴请太皇太后品尝时鲜美味,太皇太后心知肚明,在某些场合也曾向孝宗暗示过,应该早点传位给太子,但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子还须历练。父亲威严强干,又迟迟不肯放权,这也许已经给太子的心里投下了某种不祥的阴影。

  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表明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二月,时年43岁的赵惇终于盼到了内禅大典。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他原本希望能像高宗那样,悠闲地安度晚年,却没有料到父子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骤然剧烈起来。

  登上了帝位的光宗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必要装出“孝子”的模样来讨孝宗的欢心了。即位之初,他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4次朝见重华宫,偶尔也会陪孝宗宴饮、游赏,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找借口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间的隔阂逐渐显现出来。

  绍熙初,光宗独自率宫中嫔妃游览聚景园。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认为高宗在世时,孝宗凡出游,必恭请高宗同行,而光宗只顾自己游玩。看到这样的奏章,光宗极为恼火,恰逢此时孝宗遣宦官赐玉杯给光宗,光宗余怒未息,手握不稳,不小心打碎了玉杯。宦官回到重华宫,将事情的经过掐头去尾,只禀报说:“皇上一见太上皇赏赐,非常气愤,连玉杯都摔碎了。”孝宗心中自然不快。另有一次,孝宗游东园,按例光宗应前往侍奉,可到了家宴之时,却仍不见他的踪影。一向搬弄是非的重华宫宦官故意在园中放出一群鸡,命人捉又捉不着,便相与大呼:“今天捉鸡不着!”当时临安人称乞酒食于人为“捉鸡”,宦官们显然语带讥讽,暗指孝宗寄人篱下的处境。孝宗虽佯装不闻,但内心的愤怒与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光宗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连起码的礼数都没有,作为父亲,岂能听之任之?

  种种迹象已让孝宗感觉到光宗对自己的冷落和怠慢,而在立储问题上,父子二人意见严重分歧,进一步激化了原有的矛盾。光宗皇后李氏只生有嘉王赵扩一人,立为太子,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却受到孝宗的阻挠。可能是因为嘉王天性懦弱,孝宗认为其不适宜继承皇位,相比之下,魏王赵恺的儿子嘉国公赵抦生性聪慧,深得孝宗喜爱。当初光宗取代了二哥赵恺,成为太子,如今孝宗却宠爱赵恺之子,不同意将嘉王立为储君,无形中加深了光宗心中对孝宗本就存在的猜忌,让光宗时时感到恐惧和不安。在他看来,父亲似乎不仅对嘉王的太子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皇位,都是潜在的巨大威胁。在别有用心的李后和宦官们不断离间挑拨下,这种恐惧感逐渐成为光宗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心理和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终于导致了无端猜疑和极度偏执的症状。他视重华宫为畏途,不再定期前去问安,尽可能躲避着孝宗。天子孝行有亏,臣子劝谏责无旁贷,而臣僚们的这些言行更激起光宗的固执与疑惧,终于引发历时数年的过宫风波。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光宗要尽人子之道。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y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同时,群臣因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现在“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tu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

  “贤”妻:搬弄是非的李后及其下场

  光宗病情不断加重,皇后李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生性妒悍,又有着强烈的权力欲。一方面,她独霸后宫,不允许任何女人与她争宠,光宗对此只有忍气吞声,抑郁不乐;另一方面,她视孝宗夫妇为她皇后地位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离间孝宗、光宗父子,从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光宗的病态心理。

  李后出身武将之家。据说她出生时,其父李道的军营前有黑凤栖息,遂起名“凤娘”。李氏十几岁时,一个擅长相面之术的道士皇甫坦到李府作客,李道命女儿出来拜见,皇甫坦故作惊惶之状,不敢接受,说:“令嫒将来必贵为天下之母,怎敢受她的拜礼呢!”绍兴末年他受到高宗的召见,鼎力举荐李氏,说:“臣为陛下做媒来了,为陛下寻得个孙媳妇。”接着把李氏出生时的故事说得天花乱坠,高宗听信其言,遂聘李氏为恭王赵惇之妃。

  在做恭王妃期间,李氏尚能安分守己。恭王被立为太子后,太子妃李氏开始暴露出她骄横蛮悍、无事生非的本性。她不断在高宗、孝宗、太子三宫之间搬弄是非,到高宗那里埋怨孝宗为太子选的左右侍臣不好,在孝宗面前又诉说太子的长短。高宗方后悔不已,在与吴皇后的谈话中,他认为自己受了皇甫坦的蒙骗而撮合了这门亲事。

  孝宗对李氏的做法也十分反感,屡屡训斥她道:“你应该学太上皇后的后妃之德,若再插手太子事务,朕宁可废掉你!”孝宗的劝诫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在李氏心中播下了怨恨的种子。淳熙末年,孝宗召集宰执大臣,表示自己欲行内禅之举,大臣们都交口赞同,惟独知枢密院事黄洽不发一语,孝宗问他:“卿意如何?”黄洽回奏道:“太子可负大任,但李氏不足以母仪天下,望陛下三思。”尽管孝宗对太子妃有所不满,但如此直言不讳,令孝宗难以接受,毕竟李氏是自己的儿媳。黄洽接着奏道:“陛下问臣,臣不敢不言。他日陛下想起臣的这番话,再想见臣恐怕是难有机会了。”退朝后,黄洽即请求辞职。此时,孝宗以为李氏虽然刁蛮骄横,还不至于祸乱朝政,凌驾于皇帝之上,但事实却不幸被黄洽言中。

  光宗即位,李氏成为皇后,越发肆无忌惮。面对强悍的妻子,懦弱的光宗既惧怕又无可奈何。一次,光宗洗手时见端着盥(ɡuàn)盆的宫女双手细白,不禁喜形于色,不料被皇后看在眼里。几天后,李后派人送来一具食盒,光宗打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上次那个端盆宫女的双手。一个宫女因为手白而得到光宗的好感,李氏尚且不能容忍,对于光宗宠爱的妃嫔,她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光宗还在东宫时,高宗曾赐给他一名侍姬黄氏,光宗即位后晋为贵妃,倍受光宗宠爱,李后自然妒火中烧,她趁光宗出宫祭祀之机,虐杀黄贵妃,然后派人告诉光宗说黄贵妃“暴死”。光宗明知是皇后下的毒手,但惊骇伤心之余,除了哭泣,连质问皇后的勇气都没有。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与第二天祭祀时发生的一连串怪事,直接导致光宗的精神彻底崩溃。

  李氏一向对孝宗夫妇傲慢无礼,一次,孝宗皇后谢氏好言规劝她注意礼仪,她竟恼羞成怒,反驳道:“我是官家的结发夫妻!”言外之意宋代的药铺,是讥讽谢氏由嫔妃册为中宫,在场的孝宗闻此勃然大怒。以前他说废黜还只是想警告一下李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经过此事以后,他真的有此打算了。他召来老臣史浩,私下商议废后之事,但史浩认为光宗初立,此举会引起天下议论,不利于政局稳定,执意不从,废后之事只得作罢。孝宗废后的警告对李氏来说,时时如芒刺在背。为了保住凤冠,她更得牢牢地控制住光宗,使其疏远孝宗,只相信和依赖自己。

  孝宗为给爱子治病,搜集到民间秘方,照方和好了药,本可差人给光宗送去,但孝宗恐怕被李后所阻,就准备等光宗来重华宫问安的时候让他服用。李氏此前已经听说孝宗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嘉王为太子的事情,认为孝宗是借机来发泄对自己的不满,此番孝宗让光宗过宫服药,更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以为这是孝宗要毒害光宗的一个阴谋,自己的皇后之位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威胁,便极力阻止光宗去见孝宗。不久以后的一次宴会上,李氏当面向孝宗提出立嘉王为储,孝宗沉吟不决,李氏竟然责问道:“我是你赵家正式聘来的,嘉王是我亲生的,为什么不能立为太子?”孝宗大怒,拂袖离席。回宫后,李氏向光宗哭诉,又重提服药之事,说孝宗对光宗有废立之意。光宗本就对孝宗不肯立嘉王耿耿于怀,李氏这一番添枝加叶的挑唆从侧面“证实”了他无端的猜疑。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再也不愿去重华宫朝见孝宗夫妇了。

  在光宗突然发病的当晚,孝宗亲自过宫探视,看到儿子满口呓语,不省人事,不禁又急又气,召来李后厉声训斥道:“你不好好照顾皇帝,以致他病成这样。万一皇帝有何不测,我就灭了你李家!”接着嘱咐丞相留正劝谏光宗保重身体,若光宗不听,就等他到重华宫问安时亲自劝谕。几天后,光宗病情稍有起色,李后故技重施,哭诉道:“皇上近来龙体欠安,太上皇迁怒臣妾,打算诛灭妾族,臣妾有什么罪过啊?”又将孝宗吩咐留正的话肆意歪曲,说孝宗要在光宗再过宫时留住光宗,不让还宫,这样光宗更不敢赴重华宫了。

  在过宫问题上,有些大臣对光宗的进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光宗有时也似乎被打动,当时答应了过宫,但一入后宫,就会在李后操控下改变主意,最终也未能成行。一次,光宗在群臣苦谏下传旨过宫,即将出发之时,李后从屏风后走出来,挽他回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出班拉住光宗衣襟,一直跟随至屏后。李氏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你们这些秀才要砍了驴头吗?”陈傅良只得大哭而出。宗室赵汝愚是光宗较为信任的大臣,对于他的劝说,光宗也是“出闻其语辄悟,入辄复疑”。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固然是因为光宗的病症,而李后在光宗身旁不断的挑拨与阻拦,无疑加剧了其忌讳过宫的病态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光宗的精神疾病注定是无法治愈了。

  光宗的病情时好时坏,无法正常处理朝政,这正中李氏下怀。从绍熙三年开始,“政事多决于后”,大权旁落李氏之手。然而,她既无兴趣也无能力参决朝廷大政,权力对她而言,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为娘家大捞好处。她封娘家三代为王,侄子孝友、孝纯官拜节度使,一次归谒家庙就推恩亲属26人,172人授为使臣,下至李家门客,都奏补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宋代的酒瓶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庆元六年(1200),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七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死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七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代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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