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楚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初年的农民起义。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教徒。始爆发于川楚陕边境地区,后波及川、楚、陕、豫、甘等省,历时九载,是清代前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川楚陕三省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乾隆三十七、三十八年(1772、1773),川、楚两省饥民来此觅食者达数十万。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总数不下百万。该地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白莲教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富商大肆兼并土地。人口激增、耕地不足,导致粮价猛涨,饥民日众。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牛八即朱字拆写,暗指明朝后裔),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入教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这种宣传既符合小生产者平均、平等和互济互助的要求,又满足了他们反抗求生的愿望。因此,到乾隆末年,白莲教已发展成一支强大的势力,并酝酿举行武装起义。
乾隆六十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举义。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起义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起义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起义军的主力。在湖北白莲教起义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起义。
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起义军被清军围困,襄阳起义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各路起义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起义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三年三月,襄阳起义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起义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但在嘉庆五年三月以前,起义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起义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且有各地教徒“为之向导负运”,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起义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嘉庆六年下半年,起义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起义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九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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